BioArt按：洛克菲勒大学C David Allis教授的大名应该说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多少都会有所了解，目前除了没有拿诺奖，该拿的大奖基本上都拿了。然而今天这篇文章不谈学术，也不谈Allis何时问鼎科学桂冠。今年五月，David Allis教授在PNAS上发表了一篇题为“On being an advisor to today’s junior scientists”文章，该文讲述了他作为“学术长者”指导年轻科研工作者的心得，对那些刚从博后转变为PI的年轻科学家提供了很好的建议。鉴于这篇文章的特殊意义，BioArt 特编译此文，以飨读者。
David Allis教授
所有的科研工作者都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洞察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科研流程：形成假设、设计实验、收集数据、解释数据、再次讨论并修正假设……
不幸的是，现实不会这么一帆风顺。科研工作时间长，回报低，有吸引力的职位很少，各类资助都在收紧，发文章的压力难以承受……羽翼未丰的科学家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
走出博后（或研究生）这个舒适区，年轻的PI就得翻越重重险阻。我做助理教授的时候，这些困难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现在，难度大多了，通向成功之巅的道路更艰险了。
如今我已然是一个资深科学家了（我深感幸运），也因此能看到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当研究生/博士后要迈出下一步时，应当由谁来为他们做准备呢？应当由谁来保证他们的羽翼足够丰满，安然度过险境呢？当然，他们自己必须负起大部分责任，但实验室在招募他们的时候，年长的、已经站稳脚跟的科学家也应当乐于教育和训练他们。在此，我把我职业生涯中逐渐形成的方法提供给大家，让导师们帮助年轻人大步前进。
年轻的研究者总是面临着很多压力，比如：
——作为职业发展的主要手段——已经变得令人不堪重负。我年轻的时候，一篇论文一般只有五到七张图片，也不需要补充数据。现在，一篇生命科学的论文可以包含多得吓人的要求——要阐明基本的机制，要有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最好还有可能治疗人类疾病——起码得有大量的原始数据和补充数据来支持，加起来的工作量顶得上好几篇论文的工作量。
三十多年前，仅有少量顶级科学期刊被纳入文献库，只要在实验间隙定期去图书馆就能获取。而今天的科学文献库存巨大，且很容易网上获取，再也没有借口说“没看过”“没听说”了。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是极大的，而且源源不断。
在细胞和分子生物学领域，以及许多其他领域，年轻的研究者都面临着一个严酷的现实：实验往往没结果。当我还在一线做科研时，我最重要的样品看起来总是要么丢了要么毁了。实践中往往能够体会到那种苦乐参半的现实：墨菲定律原来是真的！
来到我们实验室的学生、博士后和年轻教师，或加入我们学院的年轻教员，都会得到正面的支持和鼓励。我发现，即便是最优秀的科学家（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已经站稳脚跟的），被同行认出、或偶尔被祝贺的时候，都是很受用的——即使他们已经尝过了成功的滋味。
实验的问题解决了，投稿作图又成了大难题；论文提交后，评审过程也充满挑战，往往令人气馁，脸皮太薄可就玩不转了。我们所有人都曾看着镜子问过自己：“我真的要这样做吗？”这时，来自资深科学家的鼓励就像来自一个好老师的鼓励，能帮助那些适合做科研的人留下来。我们也许没法对年轻科学家倾注激情，但我们可以尽力给予他们勇气，如果这份事业真的合适他们的话。
研究生和博士后必须学会设计和实施清晰明确的、精心控制的实验，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资深科学家还应该向门生传授哪些技能呢？
学会写作清楚的科学论文和基金申请是一项必需技能。
练习写作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坚持写图例或者组会小结就是不错的练习方法。仅仅要求一次性提供成品（博士论文或博后研究计划），是远远不够的。
论文如果仅由导师执笔，就浪费了一次机会：第一稿应该由第一作者来写，除非特殊情况。同理，基金申请也是一次很棒的学习写作的机会，因为一项基金的研究计划往往覆盖了实验室里不同小组的研究工作。对年轻科学家来说，论文和研究计划写作是独立的关键；如果写的不好，最好的实验也无法得到理解和赏识。
有时候，我们得变身英语老师——这对非英语母语的年轻科研工作者尤其重要。英语写作或口语有不足的人都应该额外上课，哪怕补课会占用他们收数据的时间。
对有些人来说，演说能力似乎是天生的，但大多数人需要指导，需要不断地练习。从制作清晰的、标记清楚的幻灯片，到讲一个有趣的故事，都需要练习。
良好的英语写作能力之外，公开演讲的艺术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要了解你的听众”，我常常这样建议。一旦听众对你讲的东西失去了兴趣，他们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尽量别在幻灯片上放密集的数据，那样会让人感到枯燥，或者信息过载。演讲者“简化”信息很少会让我不满，但有些人一张嘴就让我没兴趣听了。
我喜欢和我的小组练习演讲，整个实验室也从组会的演讲练习中获益良多。第一次练习和最终的演讲效果差异之大，可能是十分惊人的，也让人十分受教的。学会讲故事是通往成功之路的一部分，值得你为之付出努力。
科研毕竟是一种人类活动，科学家只有在与其他科学家的交流互动中才能健康发展。
在实验室工作之外，鼓励年轻的实验室成员多参与本地的活动——座谈会、工作坊、专题讨论会、学术会议等——并在合适的时机拓展到参加地区性的、全国的、国际性的活动。理想状况下，导师应当坚持让研究生和博士后参与学术会议，而不仅仅是听听讲座。做会议海报是个不错的开始，如果能上台做简短的演讲会更好。
能有同行做听众总是最好的。如果你犯了错误，比如问了一个傻问题，或者回答不出问题，你永远都不会忘记喉咙里卡了一块骨头的感觉。好的科学家会发誓再也不让这样的情况发生。反观我自己的学术生涯，我发现，越是畅所欲言的、互动性强的实验室，越容易出好的团队领导者。仅仅是一线研究工作好，还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我们应该保证我们提供的学术训练不是到一线为止的。
在我的科研生涯中，合作对项目成功越来越重要。仅和几个作者共同发表文章似乎已经成为历史。照这个趋势，应该授权研究生和博士后主动参与实验室之间的合作。
作为一项基本规则，我要求我们组每个加入了合作的成员都必须参与每一次需求提出或每一项决策过程。（例如：是否为实验室添置新的试剂或仪器，是否建立一项临时专利，是否向公司投放一个新的抗体项目……诸如此类。）
有时，我会把我们实验室的成员派到合作实验室去学一些新的分析方法，或者请他们主持，给来我们实验室学新方法的人做个“培训”。有些情况下，这些额外的互动会引发其他未曾预料到的新研究，或让我们组的成员获取意外的研究机会和演讲机会。
所有的互动都有利于学会如何与其他科学家建立联系——这是不可或缺的学术资产，应该通过实例来学习：谁是互动合作的“正确”人选？发起/结束合作的正确方法又是什么？
有一天，学生和博士后们要开始准备单飞，寻找职位。这时，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封“好的推荐信”——哪怕CV里已经罗列了一批顶级文章。我发现，给对方的关键人物有目的地打个电话，或者额外发一封邮件，都能为我的学生多争取一个机会。
我的目的很简单：帮助我的人去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得到应该得到的职位。像许多导师一样，我也很乐于看到实验室成员离开之后成长为一个独立研究者。即使他们已经离开实验室，导师依然可以帮助这些门生，比如与博士后讨论，什么样的课题今后离开实验室还能带走继续做。我认为，与前实验室成员竞争课题是不可接受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
对即将离开的博士后，我常常给予他们较大的自由度——甚至是完全的自由——去继续开展由他们自己起头的工作。我总是自愿地避开他们的领域，有几次，我不仅完全没有触及那些领域，还协助将我本人实验的基金转给过去的博士后。
那么，研究从我的实验室肇始，却由两家实验室一起开展，论文署名怎么办呢？一般来说，科研过程本身就会决定谁是一作，谁是通作，谁排中间。万一难以确定，我会邀请对方做主要作者，就算我可能只是中间作者、甚至仅仅收到致谢。如果我们的合作研究发表在高水平的杂志上，“主要作者”（senior author）的名头对年轻科研人员的发展是很有利的，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如果能成为主要作者，就可能得到座谈会邀请、学术会议邀请，继而得到新的研究方向和合作机会。我们都应该体谅新PI起步不易，更何况竞争难度已今非昔比。
除了发文章，资深科学家还有很多别的方法可以帮助年轻的科研人员。许多资深科学家都是本领域的会议主席或联合主席。人们一般期待会议安排重磅演讲者，但我希望看到更多年轻科研人员（学生、博士后、助理教授）在会议上热切交流。当我们受邀参加会议时，大家应该考虑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正在努力打拼事业的人。绝大多数资深科学家有足够的机会在同行面前演讲，但对于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来说，这是个大事儿，他们会勤奋工作，争取给出漂亮的演讲——我们中的许多人的确也听到过年轻科学家给出精彩绝伦的演讲。其他的活动邀请也是一样——比如审稿。我们的CV已经够长了，现在放弃一些没什么。
我还远远算不上是完美的导师。但近几年来，我亲眼目睹了年轻科学家面临的挑战与过去相比要艰巨得多。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我认为科研工作就像一场接力赛，不仅仅依赖于勤奋，也依赖于前几代的积累和下一代的投入。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才能不断成功。因此，帮助年轻科学家是值得的，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乐意做的。我们应当拥护他们，保证他们不会扔掉接力棒。
